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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四月的一个傍晚，我在市区的图书馆兼职结束。刚走到大厅，外面的雨已经下得像泼水一样。我没带伞。我站在屋檐下，看着雨幕，正准备折返回去借一把公用伞，视线却落在了台阶角落的一个雨伞架上。那里静静地放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。我太熟悉这把伞了。以前在国内的梅雨季，傅司景有洁癖，极其讨厌雨水溅到身上。每次他下班，我都会提前半小时拿着这把伞，站在公司楼下的风口等他。哪怕我自己被淋透了半边肩膀，也要确保他的西装滴水不沾。而现在，这把伞孤零零地立在我的眼前。顺着雨幕的缝隙，我看到了马路对面那家关了门的咖啡馆屋檐下，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。傅司景没有穿雨衣，就那么僵硬地站在冷雨里。雨水顺着他消瘦的脸颊往下流，他冻得有些发抖，但目光却死死地盯着我。他在等我去拿那把伞。他以为，这把伞，能成为我们之间哪怕最微小的一丝联系。我平静地收回视线，拿出了手机，拨通了出租车公司的电话。十分钟后，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停在了台阶前。我戴上外套的兜帽，径直冲进了雨里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车子启动的瞬间，我看到傅司景像疯了一样从马路对面冲了过来。他跑得跌跌撞撞，一脚踩进了深深的水坑里，溅了一身的泥水。他扑到台阶前，一把抓起那把被我彻底无视的黑伞。“太太”出租车司机是个热心的当地老头，他看着后视镜，有些不忍地开口。“那位先生看起来很伤心，他好像在追您的车。”“您看错了。”我靠在椅背上，语气没有一丝波澜，“我不认识他。”他追不上出租车的。跑了不到两百米，我就看到后视镜里那个单薄的身影脱力地跪在了积水里。第二天，我去镇上的旧物回收站扔垃圾。在回收站的铁皮箱外面，我看到了那把黑色的长柄伞。它被粗暴地折断了伞骨，被丢弃在泥泞里。听回收站的工人说，昨晚有个中国男人在这里坐了半夜。他淋着大雨，亲手把这把伞一寸一寸地掰断，把自己的手掌都割得鲜血淋漓。他一边掰，一边痛哭。“他一直在重复一句话。”工人耸了耸肩，用蹩脚的英语模仿道，“他说，‘她宁愿淋雨，也不要我了’。”我听完，只是将手里的纸箱平静地扔进回收桶。“是吗。”我淡淡地说，“那真是太遗憾了。”遗憾他到现在才明白，有些东西碎了，就是碎了。比起恨他，我更愿意当他是个死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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